她们刚才听到了什么？
1994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六年。
从表面上看，成绩是耀眼的，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保持在百分之九点几，沿海城市一天一个样，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上海的浦东新区已经开始拔地而起。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图景要复杂得多。
人均国民收入仅有三百多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排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后面。
城市里是灯红酒绿的改革前沿，农村里依然是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同一个国家，同一片土地，却像是同时存在着两个世纪。
国有企业的困境更是一个巨大的隐忧。大量的国企亏损严重，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转，工人工资发不出来，下岗潮已经初露端倪。
通货膨胀率在去年一度飙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上，老百姓的感受很直接：菜价涨了，肉价涨了，什么都在涨，工资却跟不上。
而在国际上，“中国崩溃论”正在盛行。
苏联解体才三年，东欧剧变的余波还在消化之中，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几乎是一边倒的，他们认为中国这种“渐进式改革“只是在拖延时间，迟早要失败。
真正的改革应该是一步到位地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
中国这种一边搞计划经济一边搞市场经济、一边保留国有企业一边允许私营经济的做法，在他们的理论框架里根本说不通。
一只脚踩在船上一只脚踩在岸上，迟早要掉进水里。
但中国没有掉进水里。
它在以一种没有任何教科书能解释的方式往前走。笨拙地、混乱地、充满矛盾地，但确实是在往前走。
这就是刚才那两个半小时的讲座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为什么？
赵芳菲最先打破了沉默。
她走路的时候手里还攥着讲座上记的笔记，密密麻麻地写了七八页，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她低头翻看了一下自己记的要点，然后抬起头，用一种认真到近乎严肃的语气问：
“你们怎么看刚才那个教授说的方法论革新？”
苏念念：“我很认同他说的一句话，经济学是分析工具，不是教条。”
她走了两步，继续展开：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之前在课堂上学的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式通常是从思想史入手的。”
“先告诉你有哪几个学派，亚当·斯密说了什么，马克思说了什么，凯恩斯说了什么，哈耶克又说了什么。然后你要‘选一个立场’，你是计划派还是市场派？你信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还是信哈耶克的自由市场？”
她微微摇头：“这样做的结果是，学术讨论变成了阵营站队，不是在分析问题，而是在打仗，你信你的祖师爷，我信我的祖师爷，谁也说服不了谁。”
赵芳菲在旁边点了点头，她显然也有同感。
苏念念：“但今天那位教授提出的思路完全不同，他说我们应该从‘经济分析’入手，而不是从‘经济思想’入手。”
“也就是说，先放下所有的学派立场，不要先入为主地选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去裁剪现实，而是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逻辑工具去直接去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独特的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