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投了他两次。”
他看着墙上那张总统的海报。
“两次。”
他站起来，走到海报前面，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海报摘下来，卷成一卷，扔到了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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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顿市，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游行队伍已经麻了。
不是累的，是震的。
被那几句话震的，头皮发麻，脊背发凉，从头到脚像过电一样。
从议会山传出来的那些话，从收音机里、从街边店铺橱窗的电视机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砸进他们耳朵里，砸进他们脑子里，砸进他们心里。
然后他们就站在那里，忘了动，忘了喊，忘了鼓掌。
街上很安静。
不是那种被驱散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件事的安静。
游行队伍停在那里。
人们站在路边，站在隔离带旁边，站在警车前面，没有人走。
他们只是站着，看着议会山的方向，消化着那些话。
那些话太重了，重到需要时间才能咽下去。
咽下去之后，又在胸口烧，烧得人眼眶发红。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路边，双手抱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旁边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没有问他怎么了。
不需要问。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消化什么。
他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
他看着旁边的人，说了一句：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说些话。”
旁边的人点了点头：
“我也是。”
在金山市，那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
她盯着自已写下的那行字。
“我们联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勇敢的士兵。所以——别拿‘国家安全’来说事。”
她把笔记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她旁边的男生问她：“你哭什么？”
她伸手摸了一下脸，才发现自已哭了。
“我没哭。”
她说。
但她的声音是哑的。
在芝加市，南区那间小酒馆里，电视已经关了。
酒馆老板把啤酒杯收起来，一个一个地擦，擦得很慢。
他擦到第三个杯子的时候，停下来，看着杯子上的水渍发呆。
那个年轻人还坐在吧台前，没有走。
“老板，”
年轻人说。
“那个人说的，是真的吗？”
老板没有回答。
他把杯子放下，拿起另一个，继续擦。
“老板？”
“是真的。”
老板说。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已说话。
“每一句都是真的。”
他把杯子放回架子上，转过身来，看着那个年轻人。
“我在南越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在替谁打仗。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家里的人在挨冻。”
“我们在那里打仗，家里的人在挨冻。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家里的还人在挨冻。”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从来没有人问过一句。从来没有人。”
他低下头，把抹布扔进水槽里，水花溅出来，落在吧台上，他没有擦。
“今天有人问了。”
他转过身，背对着那个年轻人，站在吧台后面，肩膀微微起伏。
年轻人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把酒钱放在吧台上，推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