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深圳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躁动。三月的阳光已经带着初夏的热度，照在深圳大学校园里新栽的梧桐树上，嫩绿的叶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杨秀珍站在宿舍区那排灰扑扑的平房前，眯着眼睛打量着那间闲置的仓库。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在她略显粗糙的脸上，勾勒出她坚毅的轮廓。六十多岁的她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皱纹，但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妈，您真要承包这个仓库？女儿罗红英踩着半高跟凉鞋，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的水洼，手里拿着一叠从学校后勤处要来的资料。
杨秀珍没有立即回答，她伸手摸了摸斑驳的砖墙，指腹沾上一层薄灰。红英，你看这位置——她指向不远处正在施工的新宿舍楼，三台橘红色的塔吊正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等那几栋楼盖好，这里就是上千学生的必经之路。
罗红英顺着母亲的手指望去，工地上塔吊转动，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声远远传来，夹杂着工头用潮汕话喊叫的声音。她突然明白了母亲的眼光——深圳大学正在扩招，这个不起眼的仓库，确实是个黄金位置。
可是...罗红英咬了咬嘴唇，资料上年租金两万元的数字让她心惊肉跳，承包费要两万块，装修进货还得要钱，咱们家...
钱的事我想好了。杨秀珍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她的布鞋踩在碎石路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你大哥马上转业，你二哥在厂里也稳定了，咱们家这些年攒了些家底。她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现在政策允许个体经营，这是机会。邓小平同志南巡时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咱们老百姓也得跟上形势。
罗红英小跑两步跟上母亲，回到家时，天已经擦黑。杨秀珍家住的是罗建华工厂分配的两居室，楼道里飘着各家各户炒菜的香气，有辣椒炝锅的呛味，也有炖肉的醇香。
推开门，屋里灯火通明。二儿子罗建华正在看《深圳特区报》，抬头喊了声妈。厨房里，儿媳秦晓兰正挥舞着锅铲，见她回来连忙说：妈，饭马上好，您先歇会儿。
杨秀珍点点头，径直走向房间。墙上挂着的日历显示着1984年4月12日，旁边是丈夫的遗像。照片里的男人穿着六十年代常见的蓝色工装，笑容朴实。她轻轻抚了抚相框，低声说了句老头子，我要做件大事，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存折和现金。
晚饭后，杨秀珍召集全家人开了个会。昏黄的灯光下，她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我打算承包深大宿舍区那个仓库，开个小超市。她环视一圈，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现在深圳发展快，大学里学生多，日用品肯定有需求。文彬说这叫刚性需求。
罗建华第一个响应：妈，我支持您！我们厂里现在也鼓励职工家属创业，这是好事！上周厂长开会还说，深圳要建成购物天堂呢！他兴奋地拍了下大腿，震得茶几上的搪瓷杯叮当作响。
可是...秦晓兰犹豫道，手里不停地绞着围裙边角，听说办营业执照特别麻烦，要跑好多部门...。
这个我和红英可以负责。周文彬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灯光，我认识工商局的小王，是我们学校王副校长的侄子。现在政府提倡简政放权，应该不会太麻烦。
杨秀珍感激地看了眼女婿，继续道：我算过了，启动资金大概要四万。家里有两万存款，建华能借支五千，文彬红英有五千...她顿了顿，还差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