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里擦肩而过时，总有人笑着跟刘春晓打招呼，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热络。有学生捧着笔记本追上来，“刘老师，这道题我琢磨了三天没头绪，您能给讲讲吗？”说话间，眼神却不住往她身上瞟，像是想从她身上找出点与副省长夫人身份相符的“特殊”来。
办公室里，也常有人“顺路”带些自家种的水果，“刘老师，我妈让我带来的，您尝尝鲜”；或是闲聊时有意无意提起“顾省长最近的讲话真有水平”，试图拉近距离。刘春晓心里透亮，面上却不动声色，接过水果就往同事桌上分，讲题时也一视同仁，末了还会补一句：“这题上次课划过重点，下次可得记牢。”
有回一个学生找她，绕了半天弯子才说：“我表哥想进开发区的项目，您看……”刘春晓打断他，指了指墙上的标语：“学校是教书的地方，公事去办公室递材料，按流程走。”学生讪讪地走了，她却对着教案皱起眉——顾从清反复跟她说过，别让人借着她的身份钻空子，这比看病难多了，人心的弯弯绕绕，远比病理复杂。
同事们看在眼里，有人私下说她“不近人情”，也有人佩服她拎得清。刘春晓倒不在乎，她备课桌上总放着本翻旧的《内科学》，扉页上写着：“医者看的是病，不是身份”，这是她给自己立的规矩，也是给那些想走“捷径”的人划的线。
……
1993年的夏天来得早，学校里的蝉鸣一天比一天密，期末考试的氛围像潮乎乎的热气，慢慢裹住了整个校园。公告栏里贴了张红纸，用毛笔字写着新的升学政策：从今年起，初中不再按成绩分片，主要看户口住址；但成绩拔尖的学生，仍有机会被几所重点中学破格录取。
消息传开，教室里的气氛分成了两半。像海英这样成绩一直稳当的，倒松了口气——不用为“能不能进离家近的学校”犯愁，只要正常发挥，重点中学的门槛大概率能摸到。她每天照旧上课、写作业，课间还拉着小亮去操场跳皮筋，脸上总挂着笑：“你看你，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放松点嘛。”
小亮却笑不出来。他的户口在城郊的村子，按住址分的中学离家远，教学质量也一般。那张公告栏前，他站了好久，手指反复划过“成绩特别好者可录取至重点中学”那行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从那天起，小亮的课本封面又多了几道折痕。课间别人打闹时，他趴在桌上啃数学题；放学后海英喊他去玩，他摇摇头：“我再做两张卷子。”晚上回家，煤油灯要比往常亮到更晚，桌角堆着从废品站淘来的旧课本，里面夹着他抄满公式的纸片，连初中的代数、几何都开始一点点啃。
有次海英翻他的练习册，看见后面空白页上写着“一定要考上三中”（三中是市里最好的重点中学），字迹用力得几乎要戳破纸。她没说话，默默把自己的错题本递过去：“这是我哥以前整理的，你看看有用没。”
小亮接过来，指尖有点发烫：“谢你啊，海英。”
“谢啥，”海英盘腿坐在他旁边，拿起他的初中课本翻了翻，“这道几何题我爸教过我，我给你讲讲？”
夕阳透过窗户，把两个孩子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个讲得认真，一个听得专注。海英知道，小亮心里憋着股劲——那是穷人家孩子想靠读书找出路的韧劲，像地里的野草，看着不起眼，却有股往深里扎根的狠劲。
考试前最后一周，小亮感冒了，咳嗽得厉害，却还是攥着笔不肯歇。海英从家里带了瓶枇杷膏给他，硬逼着他喝：“身体垮了咋考试？三中还等着你呢！”
小亮喝着甜甜的药膏，看着海英亮晶晶的眼睛，忽然觉得心里那点紧绷的弦松了些。他重重点头：“嗯，等着我。”
海英一进门就拽住刘春晓的胳膊，脸上带着点少年人的急切：“妈，我想让张阿姨每天多做一份饭，我带去学校给小亮吃。”
刘春晓正系着围裙择菜，闻言愣了一下，手里的青菜叶滑落在盆里：“给小亮带饭？之前没听你说过呀。这孩子自尊心强，平白无故给他带饭，他能愿意接吗？”
“他生病了呀！”海英皱着眉，声音里带着点担忧，“今天在学校咳嗽得厉害，脸都白了，下课就趴在桌上没动。还有一周就考试了，他要是身体垮了，考不好可就进不了三中了！”
他往厨房门口凑了凑，语气软了些：“我知道他好强，平时给他块橡皮都要推半天。可这次不一样啊，是生病需要补营养。要不就说……就说是家里饭做多了，扔了可惜，让我带去分给同学的，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浪费吧？”
刘春晓看着儿子眼里的认真，心里软了下来。她擦了擦手，拍了拍海英的胳膊：“行，就让张阿姨每天多做一份，做点好消化的，比如鸡蛋羹、小米粥，再炒个清淡的青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