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零散据点受降工作的稳步推进和治安秩序的初步巩固，晋绥地区最重要的一场主受降仪式，在离石城外一片开阔的河滩空地上如期举行。这里曾是日伪军的一处训练场，如今被清理出来，作为胜利者接受失败者正式投降的舞台。
仪式力求庄重、简洁、高效。没有过多的装饰，但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威严。场地一侧，是肃然列队的八路军受降部队代表，官兵们军容严整，刺刀在晨光下闪着寒光。另一侧，则是由张勇率领的坦克分队排成的钢铁方阵——十二辆灰绿色涂装的坦克整齐划一，炮口高昂，履带上的泥土还带着行军的气息，沉默中透着无与伦比的震慑力。
天空，是属于“野马”的领域。八架战机以双机编队为单位，在受降场上空不同高度层、不同方位进行着规律而不间断的盘旋警戒。引擎的轰鸣经过刻意控制，维持在一种低沉而持续的音量，既不至于干扰地面仪式，又时刻提醒着所有人这片天空的主权归属。每架战机的机身和机翼都经过了地勤人员最精心的擦拭，银灰色的涂装和鲜红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林烽作为根据地军工系统的代表之一，站在受降台侧后方一个不太显眼却视野极佳的位置。他身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看着眼前的一切。陈景澜、秦昭廷、彭家蒙、李均等核心专家也以技术保障人员的身份受邀观礼，他们站在稍后一些的地方，神色激动中带着难以言喻的感慨。
“老陈，你听这发动机声，稳得跟钟摆似的。”秦昭廷低声对旁边的陈景澜说，嘴角带着一丝自豪的笑意，“比咱们在风洞里测的最优曲线偏差不超过百分之二。”
陈景澜点点头，目光追随着空中一架正在平稳转弯的“野马”：“周明远和沈亦辰为了这套中低空巡航的供油曲线，跟荣克吵了半个月。现在看来，值了。”他顿了顿，看着那流畅的机身线条，又补充道，“程谨之和叶景行要是能看到他们设计的机身结构，在这么重要的场合飞得这么稳当，估计能乐得睡不着觉。”
彭家蒙的注意力则更多在地面的坦克方阵上，他对身旁的田方和李均小声说：“咱们的‘铁疙瘩’这么一排开，气势是真足。就是这野战涂装，是不是有点单调？下次可以考虑在炮塔侧面也弄个显眼点的标志。”
李均的关注点更实际：“彭工，标志是其次。我关心的是，这次长途行军和部署，反馈回来的装甲板应力数据很有价值。有几处焊接点需要优化，回头得跟何强和老周他们碰一下。”
田方笑道：“你们啊，看个仪式都不忘琢磨技术。不过杨勇（杨国华）刚才悄悄跟我说，他看见鬼子那边有几门炮，型号挺老，但保养得居然还行，他在琢磨能不能‘研究研究’……”
仪式在肃穆的气氛中开始。日军华北方面军驻晋绥地区的最高代表，一名中将，面色灰败，步履沉重地走向受降台。他身后跟着几名高级军官，个个垂头丧气，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骄横。
八路军受降主官宣读完命令后，日军代表在指定的投降书上签字、用印。整个过程安静得只能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和远处战机的低沉嗡鸣。当那枚象征着侵略军权的印章最终落下时，观礼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压抑着激动情绪的低声骚动，随即是更挺直的腰板和更锐利的目光。
紧接着，是移交装备和物资的清单宣读与确认环节。这才是真正体现胜利成果和敌人彻底解除武装的关键。一名八路军参谋军官站在扩音器前，用清晰洪亮的声音，逐项宣读由日军方面提前呈报、并经我方人员初步核对的清单：
“一、主要武器类：
三八式步枪，共计四千二百七十六支；
九九式步枪，三百一十五支；
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歪把子），一百八十八挺；
九六式轻机枪，九十二挺；
九二式重机枪，六十七挺；
八九式掷弹筒，二百零四具；
九七式迫击炮，四十五门；
九二式步兵炮，二十二门；
四一式山炮，八门；
九四式山炮，五门；
其他各类手枪、指挥刀、望远镜等，共计一千四百余件。”
每念出一项，日方代表的头就更低一分。而八路军官兵和观礼代表们，胸膛则更挺一分。这些曾经肆虐中国土地、沾满同胞鲜血的武器，如今成了冰冷的战利品数字。
“二、弹药及军用物资类：
各类步枪弹，约八十二万发；
机枪弹，约三十七万发；
迫击炮弹，四千三百余发；
山野炮弹，一千六百余发；
手榴弹，一万二千余枚；